5月8日晚间，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一则重磅消息，宣告又一保险业高管落马。

消息称大地保险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陈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贵州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在金融领域反腐逐步深入之下，自2021年至今，保险业已经有多位高管落马，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落马的保险公司高管中，财险公司高管要远多于人身险公司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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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至今第7个财险公司高管落马

在陈勇落马之前的两个多月之前，大地保险已经有一位高管落马。2月22日，大地保险宁夏分公司原总经理邵永平被查消息曝光，根据当地权威媒体消息，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除大地保险之外，其余公司也有多名高管落马。最近的是4月28日，陕西省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其中之一是，永安财险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陶光强违规收受礼金礼品、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问题。由于陶光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3月，其已经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按管理序列六级确定其职务，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

4月26日，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宣布太平财险内蒙古分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邵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东省淄博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更早之前的1月4日，高检网公告，出口信保公司福建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徐敦鹏涉嫌受贿、贪污一案，已经由福建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贪污罪对徐敦鹏作出逮捕决定。

同样是1月，国寿集团原董事长王滨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1年，也有多名保险业高管落马，2021年12月3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人保财险原党委委员、副总裁沈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东省济南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另据福州市检察院，该院第三检察部在2021年办理了最高检交办的中国人保广东分公司原总经理郭文革受贿、贪污案和中国人保广东分公司原总经理助理罗冰贪污案。

裁判文书网2022年3月公布的一则刑事判决书显示，华夏保险安徽分公司原总经理助理邓迎春因向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行贿6160余万元被判刑。

自2021年以来，落马的保险业9位高管中，可以看到，除个别集团高管以及人身险公司外，大部分都是财险公司高管。

一个问题出现了：财险公司高管为什么成为了反贪腐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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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险公司高管为何成贪腐重灾区

国内保险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复业，财险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占据垄断地位，且以团体业务为主，个人业务微乎其微。

直到1992年，个人代理人模式被引入国内，形势才略微发生变化，后来伴随个人人身险业务的高速发展，到1997年，人身险保费规模才首度超越财产险保费规模，且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截至2021年四季度末，保险公司总资产24.9万亿元，其中，人身险公司独占21.4万亿元，财产险公司仅2.5万亿元，二者资产规模已经接近9倍。

财产险业规模远小于人身险业，为何高管涉贪腐的案例却远高于人身险公司？

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还是由于国内财产险业有很多机构客户，且过去发展过于简单、粗放导致的。高度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下，不同险企之间为争夺市场份额，比拼的不是专业能力，而是价格、费用，以“返佣”等方式“利诱”渠道、客户。为获得更多的费用，在市场竞争中优势，衍生出了各种套利、利益输送行为，以及财务数据造假等。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21年9月，新华社报道的江泰保险经纪涉嫌在宁夏石嘴山市垄断经营安责险，按一定比例计提“事故预防费”，并转至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指定账户。

有对外输送利益的，也有对外获取利益的。

在徐敦鹏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一案中，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徐敦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较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原人保财险广东分公司的班子成员郭文革、罗冰也是因为涉及受贿、贪污锒铛入狱。

相较之下，人身险公司的经营逻辑要远远比财产险复杂，且以个人业务为主，因此其乱象更多产生于与客户、渠道接触的过程中，包括销售误导、返佣、飞单等等，在银保渠道，利用小账给予银保渠道销售人员额外激励等现象也一度比较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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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扭转乱象的唯一出路

通过分析上述案例，不难发现，多数案件都有着很长的时间跨度，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当保险市场逐渐从增量逻辑转向存量逻辑，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财产险市场共识，一场深层次的转型正在逐步推进中。

一方面，监管制度近年来不断健全，对各种市场乱象加大监管处罚力度，倒逼险企合规经营水平不断提升。

典型如信保业务，前几年多家险企踩雷，这之后，银保监会先后发布修订多项制度，严控信保业务发展，最典型如《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从经营规则、内控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对信用保证保险业务提出明确要求。

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返利”以及由此导致的部分中介公司沦为“出单公司”、“财务数据造假”等问题，则采用开展车险综合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压降费用空间，从原来的35%降至25%，倒逼险企彻底摆脱费用依赖，更注重精细化经营管理，着力提升经营效能。

与此同时，监管还大力引导行业提升数字化水平，先后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等，明确到2022年，车险、农险、意外险、短期健康险、家财险等业务领域线上化率达到80%以上，其他领域线上化水平显著提高。

当然，更重要的是，险企自身也已经深感转型的重要性。在持续的严监管、车险综合改革倒逼下，过去发展所依赖的高举高打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待险企转变发展方式，向着以客户为中心，更精细、更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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