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18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正式揭牌，掀开国内保险业监管新篇章。

国内已经进行过9次中央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每一次的改革都是在吸取前个时期经验教训基础上，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当然，更根本的，还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通过机构改革、职能调整、队伍重塑等方式，朝着终极目标进发。

至于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乃至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成立，其任务和目标也已经非常清晰，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揭牌仪式上，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发表的公开讲话中，已经对此有所阐述：

坚定践行总书记提出的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监管体系、监管规则，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

全力以赴履职尽责，全面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努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大力推进央地监管协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担当负责，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筑牢守卫国家金融安全的钢铁长城。

拆开来看，目标如下：

三大任务——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监管全覆盖——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努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大力推进央地监管协同

继续防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维护金融安全——筑牢守卫国家金融安全的钢铁长城

当然，目标只是一方面，后续能否真正达成，还取决于落实过程，不过新的监管体系，新的监管机构，新的监管理念，都势必对未来保险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值此机会，慧保天下特精选7篇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优质文章，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新一轮监管机构改革背后的动因、逻辑、反映的监管新思维，以及可能的对于各方面的影响等等。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改革背后的基础逻辑，更有助于洞察趋势，指导未来工作。

以下即为7篇文章及其内容摘编（点击标题可查看原文）：

金融监管真问题

黄益平：中国金融改革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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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一家金融机构出发，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相比，我国这个新的金融模式呈现出四方面的突出特征：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以及银行主导。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金融监管框架，包括一委一行两会一局，再加上地方金融监管局，有机构、有人员、有手段，但在识别和化解风险方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过去40年我国金融体系始终比较稳定，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政府兜底；二是中国经济持续地高增长。这两点保证了风险发生时，政府可以稳住投资者信心，不至于出现挤兑恐慌，从而为政府处置存量风险、暂停增量风险留足时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银行不良率超过了30%，但并没有出现银行挤兑现象。后续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包括剥离坏账、注入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方式，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做大并成为世界规模前列的银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问题在于，政府兜底无法长期持续，我国经济增速也在不断放缓。过去应该由监管发挥作用的很多事情都被政府所替代，但实际上并未管控住金融风险，这导致我国金融监管相对较弱。

海外镜鉴

我国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因、考量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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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各国对现有金融监管理念进行反思，并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与重构。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度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力度。例如，组建跨部门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履行系统性风险监测和监管协调机构职能；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2010年欧盟批准了《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全面启动金融监管改革。英国自2010年开始，对原有以金融服务局(FSA)为中心的统一监管体制进行调整，代之以新设立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

随着反思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推进，宏观审慎监管理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行为监管、“双峰监管”等金融监管理念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

监管新思维

刘晓春：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大幕已开，下一步何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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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改革明确了金融在当代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现代经济和现代世界，发端于工业革命或科技革命，但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却可以说是金融。没有当初现代金融业的助推，工业革命不可能形成澎湃之势。

发展到当下，金融已经是有效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和载体。同时，现代经济的运行，也是建立在以银行账户为主体的金融基础设施上的。当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候，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血脉作用。

正是因为金融对现代经济的全面推动和支撑作用，金融已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金融风险如果不能得到准确识别和妥善应对，其破坏程度就可能超越机构或行业，外溢为社会性风险……

金融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当今，金融安全不仅关乎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安全，更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安全，金融已经是国家、区域间竞争甚至斗争的工具和领域。当美国无限度应用“长臂管辖”手段制裁别国，金融（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已经被政治化、武器化。即使像SWIFT这样纯粹因经济目的建立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现在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商业机构，而成了美西方打压别国的工具。面对这样的打压，光靠金融机构自身是无力应对的。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必须提升金融的战略定位，提升对金融战略管理的层级。强化党对金融全面统一管理，确保金融高质量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强化党的领导

金融监管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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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金融机构的治理机制主要是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为代表的“三会”。事实上，我国绝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已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了基于“三会”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但近二十年的中国金融发展表明，只强调“三会”在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以“自主经营”为幌子弱化金融机构党的领导和建设，实则极有可能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种种利益输送，不仅直接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也给金融稳定带来很大危害。

近两年，从大型银行到农信社的金融腐败案件表明，仅有“三会”并不能防止金融机构的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

直接融资雄起

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与资本市场新发展丨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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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改革方案》，人行将进一步聚焦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金监总局将专注于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有效协调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证监会则将致力于强化资本市场监管，有效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方案》中对证监会金融管理功能的优化，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高度重视和切实要求，意味着我国融资结构将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迅猛”转变。

一是将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以提高证监会的话语权，强化其在直接融资领域的“大总管”地位；

二是将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加强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其更好地聚焦市场监管责任、专注直接融资建设；

三是将国家发改委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划入证监会，由其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自此，证监会将统筹管理股市、债市，从全局角度防范和管控金融风险，大大提高金融市场管理效率，真正实现了“股债齐抓”，有助于直接融资比重的快速提升。

央地协同

地方金融局往何处去？丨解码金融监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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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前后，地方金融办开始崭露头角。当年，上海率先成立金融服务办公室，成为全国首个省级金融办。起初，金融办被定义为议事协调机构，上海金融办在当时并不在政府序列，也不具有行政审批权，主要任务是联系并配合“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在上海的工作。随后，地方金融办相继成立，并逐渐在职权、编制、机构设置上走向独立。

业内有观点认为，本次金融监管改革是分阶段的改革。若是一步到位，应该把地方金融监管对“7+4”的机构全部并入金监总局。

这次改革之所以分阶段进行，主要考虑此类地方金融规模较小、数量较大、风险较大，难以一步改革到位。就需要地方金融慢慢收缩规模、风险减小，到一定阶段以后再继续推进改革。

消费者保护

吴飞：金融监管大变革将如何提升金融消费者的安全感？丨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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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金融产品服务为居民消费者提供了便利，投资理财是否也相应变得更容易了？事实上，产品越丰富，市场也越复杂，不仅对金融消费者本身，也对金融机构、监管部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次金融监管机构变革在提升金融消费者保护地位上迈出了坚实一步，期待将来引导更多力量和资源汇集，共同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不断完善。

在我国，过去人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各自主导监管范围内的相关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没有统一管理的部门，自然很难统筹整个金融领域的素养教育。国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整体评估、标准制定、教育工作部署、教育活动实施都存在难以协调的问题。

早在2013年，人行、证监会、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就共同设计了《中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初稿）》并提交给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但因职权分散，该战略至今未能形成终稿落地。

尽管之后人行也曾于2017年、2019年和2021年进行消费者金融素养调研，限于职责和业务范围，调研内容多集中于与银行业务相关的货币、信贷、银行保险范畴，未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教育政策和措施。

而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稳定，集中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加强居民金融素养教育早已成为各国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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