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因此，文化自信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保险业在实践创造中进行保险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保险文化进步，从而推动了保险行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纵观四十年来保险文化的建设历程，尤其是近些年来保险业的乱象，可以观察到，表象是制度建设滞后，监管宽松，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但实质问题在于，行业文化建设严重迟滞，行业整体缺乏对保险文化事业建设的主动性，深入研究实践不够，没有把保险文化的创造建立在丰富生动的实践基础之上，保险文化建设的步伐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保险文化精品匮乏。

保险文化在行业发展中起到和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具有隐形的特质，难以觉察。因此，梳理保险行业文化建设发展脉络，有助于厘清问题源头，从而肩负起新时代保险文化建设的使命，寻找到科学的文化建设路径。

改革开放四十年保险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文化传承和创新期

1979年-1998年，即原保监会成立前夕是第一阶段。在这近20年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市场中唯一和主要主体，以发展人民保险为己任，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了保险行业文化建设的重任。期间，无论是公司宣传广告，还是各种文化建设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如1985年举办保险书画艺术展览，创办《人民保险报》；1994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诗歌比赛；1985年，资助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四所高校开设保险专业，湖南保险职业教育学院作为唯一的专科院校设立，哈尔滨保险学校等四所中专学校开办，保险教育开始兴起发展。期间，人民保险公司主导了行业文化建设。

但是，由于其对市场的垄断，扮演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因此，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保险公司陷入了两难境地：行业文化是公共文化，其他公司的兴起，无形地分享了行业文化的成果。

因此，人民保险公司建设行业文化的动力在1996年改制后逐渐弱化。复业后其广告语为“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1989年其广告语为“忠诚服务，恪守信誉”，1996年为“以人为本、效益为先、笃守信誉、稳健经营”，由此窥见其变化。

1979年中国保险学会恢复成立，至2001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成立之前，作为唯一的行业组织，出版《保险研究》杂志，编撰各种保险图书，尤其是于1998年出版《中国保险史》，贡献良多。

1986年新疆建设兵团保险公司设于一域，自然生长，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虽然陆续成立，但尚未形成气候，对行业文化建设贡献甚微。1995年大众保险、华安保险、新华保险、泰康人寿、永安保险才刚刚成立，也暂无影响。

第二阶段：稀释淡化期

1998年-2008年是我国保险文化建设的第二阶段。1998年是保险行业文化建设的分水岭。1998年11月，原保监会成立，保险行业文化建设职责理应由其承担，但其定位于业务监管，并未关注保险文化建设，从而导致保险文化建设长期缺乏顶层设计，处于自然发育发展状态。

2001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成立，作为新诞生的行业组织，其以服务会员单位和行业发展为职责，四项任务是自律、协调、交流、宣传，即: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协调关系，维护正当利益；广泛交流，促进行业发展；大力宣传，树立行业形象。2002年在全行业第一次开展表彰“保险之星、十大明星”活动，弘扬行业内正能量。

2001年，中国加入WTO，随后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快速增加。监管部门采取诸多限制性措施，以期保护民族保险产业发展，但并未理解到“制度红利”的有限性，以及汲取外来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外保险文化融合建设方面未有主动作为，外资保险公司文化优势没有明显呈现。

2005年，在中国保险业诞生200周年之际，时任原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作序的《中国保险200年》画册在1998年《中国保险历程》的基础上再版。2006年，王安的新作《中国保险200年》出版。

在这一时期，保险监管分支机构设立完毕；保险公司主体扩容，平安、太保、新华、泰康等主要保险主体的分支机构迅速遍布全国。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制，“一分为三”，分为中国人民保险、中国人寿保险、中国再保险；与此同时，平安保险已开始建立起以KPI为核心的绩效文化考核机制，并逐渐成为各保险主体追求的唯一指标；中国太平洋保险虽位居上海，但并未体现海派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一时期，部分高校开始增设保险专业，扩招新生。

在这一阶段，虽然保险文化建设开始兴起，内容日渐丰富，形式逐渐多样，但是相对于业务的快速增量，文化建设十分被动，在深度、广度和影响力上均十分有限，并不被大多数从业者了解和认同。

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业界批判AIG等外资保险机构文化，而对于平安保险投资比利时富通银行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却避而不谈，显示出业界的文化盲目，更未能洞察一些标志性文化事件正在发生。保险监管人员在内的从业人员数量的高速增长等多重因素，将第一阶段累计的保险文化能量稀释并消耗殆尽。

第三阶段：重新觉醒期

2008年后，保险文化建设进入第三阶段，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开始提高，金融危机让行业洞察到了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同年10月，原保监会发改部召集主要公司和麦肯锡咨询公司举办小型会议，研判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11月，《保险文化》杂志在京举办中国保险业首届保险文化与品牌论坛，并被央视报道。自此以后，与保险文化相关的论坛逐渐进入行业视野。

2008年前后，一些承载保险行业文化建设功能的媒体开始发力，如《中国保险报》开始市场化，和讯网等也开始重视保险领域报道；一些具有人文特质的图书问世，如2007年出版的《解密友邦》介绍了友邦保险近90年的历史，《信念平安》、《平安保险传奇》等图书开始介绍平安保险文化的建设起源和路径等，2009年陈垦创作的《迷失的盛宴》出版，这本描述保险业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图书引发业界关注。

2009年，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建成历史博物馆，展示了自身60年的历史；同时，民间人士提出了筹建中国保险博物馆的倡议，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反思逐渐形成体系；随后，北京大学保险系在《中国保险报》开设“北大保险评论”专栏，开始对保险业的现状提出温和性的批判和建议。

2012年，原保监会召开保险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并和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报》联合举办“保险文化建设”征文活动，参赛论文696篇，其中保险监管系统205篇，保险机构491篇。参赛论文从理念内涵、思路方法、热点难点、建设途径等不同角度，结合工作中的实践探索，对保险文化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思考，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参赛论文之多，反映出业界对文化的渴求。

同年，大连保监局主导举办保险文化论坛，一些业界名人开始就保险文化建设发声，从保险监管文化、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理念内涵、建设思路和推进途径研讨交流。

随后，保险业推进文化建设节奏。2013年，原保监会发布保险监管核心价值理念和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启动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2014年，原保监会发布首份《中国保险业社会责任白皮书》，中国保险博物馆筹备恳谈会、中国保险历史文化展顺利举办，“燕梳新青年”（编者注：即『慧保天下』前身）作为新锐自媒体以真实客观叙述保险市场和主体开始发声；2015年，洛阳保险文化博物馆开馆运营，国内首部保险业原创话剧《生命密码》上演；2016年，中国保险博物馆筹备工作启动；2017年，中国保险行业启动保险微视频等艺术作品比赛。

近些年，监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发力于保险文化建设，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行业文化建设步伐加快，如行业协会每年都推出各种活动，组织会员单位参与；行业文化投入资金加大，如2013年起连续数年在央视投入广告。

然而，保险行业在快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声誉风险日渐突出，并在2016年前后集中爆发，直至2017年银保监会合并，巨大的投入和行业声誉不佳，二者反差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保险史学发展滞后，具体来看有以下三点：

在基层，有关保险文化定义和范畴为满足实用，各种观点应运而生，如狼性文化、丛林文化等。

目前对其的主流阐述有如下几种：一是回归、借鉴和融合传统文化，代表人物如丁当、王治超、王和等；二是保险文化就是慈善事业，其代表包括平安保险公司等；三是回归保险风险保障的本质，代表人物如罗忠敏、郑伟等；四是长期积累，慢慢沉淀。

上述观点中均忽略了“历史是文化之源头”这一重要观点，文、史分家，各种文化之论述均局限于保险文化大树之一叶，而不见源头。

保险复业后，一批解放前就从事保险工作的前辈开始陆续撰写回忆保险历史的相关文章，散见于各地《文史资料》、《保险研究》或《上海保险》。八十年代末，由林震峰主编的《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出版，讲述“红色保险”；1987年，颜鹏飞在《江汉论坛》刊发《我国民族保险业溯源》一文，求证民族保险业之起源；1988年翻译出版《英国保险史》，视野拓展至英国；1989年，颜鹏飞等主编的《中国保险史志》出版，开创先河，影响深远；此后，颜鹏飞、邵秋芬远赴英伦，研究中英近代保险关系史，发表《英国海外火险委员会（FOCF）和中国近代保险业》一文，溯源至中国近代保险市场“洋太上皇”。

遗憾的是，当前保险业界的文化建设者并未关注到这些保险史学研究的成果，从中寻觅初心，汲取文化营养，换言之，保险史学的研究成果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发挥。

晚清时期，《海国图志》开始陆续介绍西方保险及其起源、发展，至1937年达到高潮。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和中国保险学会三大组织相继成立，推动保险文化构建，如1935年—1938年沈雷春主编的《保险年鉴》四册先后出版。

然而，解放后，上述史料基本封存。学习苏联保险模式，又未及追溯苏联保险历史。解放初期林震峰主编的《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为解放后至1979年唯一保险史料，未能出版。及至保险复业，保险史学研究断代长达30年间。

从1979年保险复业经营至1998年，解放前就从事保险工作的前辈主导保险行业发展，以各种方式传承行业历史，如举办民族保险业诞生百年纪念活动等；在颜鹏飞教授主导下，史学视野追溯海外。这期间，保险史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由于行业主体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主，因此作用有限。

1998年之后，保险历史的研究和传播仅局限于高校和民间，地位旁落，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兰亮2003年出版《近代上海保险市场研究》，后淡出保险史学研究。至2014年中国保险学会设立中国保险史志工作领导小组编纂办公室，推动行业修史工作，已达16年。期间，官方在保险史领域偶有作为，但贡献微薄。民间虽也有呼吁和作为，如创办《中国保险报》“历史和文化”专栏，但与行业肆意扩张相比，微不足道。

欲知大道，必先治史。保险业将保险史史学的地位长期置于偏冷地带和位置，仅在文化传播端投入资金，本末倒置，必走弯路。

目前，高等院校中开设保险专业的已达100多所，然而没有一所高校的保险专业设置了保险史课程。因此，即便是高等院校保险专业的毕业生，也仅能从《保险学》课程中窥见保险历史之一二。作为保险业的主体，200余家保险公司每年投入大量培训力量和经费，竟未将一家机构将保险历史课纳入其中。

如今，学界研究保险历史者均为历史学专家，保险业未将其纳入其中；业界研究保险历史者，多为非培训教育和文化部门，也难以越界应用其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行业主管机构未设置相关荣誉表彰体系，对这些成果给予评价和认定，导致行业整体对保险史学的研究工作认同不够，评价不高。

当前，新时代的保险业需要担负起新的文化建设使命。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曾撰文提出，保险史志是行业发展的根基。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一些发扬保险史学的实践活动正在蓬勃兴起，并逐渐影响到了业界对保险文化的反思和重新构建。

一是以保险博物馆建设为核心的重大工程进入实施阶段。2014年中国保险学会主办了中国保险博物馆筹备座谈会，如今中国保险博物馆正在筹建之中，并将很快落户宁波；2015年洛阳保险文化博物馆注册开馆；2017年上海财大商学博物馆保险专题馆开馆；同时，北京石景山保险产业园区、天津自贸区等地方政府将保险专题博物馆纳入其中。它们是保险文化事业的重大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将大大提升保险文化服务公众的能力。

二是参与保险史料研究挖掘和传播的主体逐渐丰富，传播形式多样化。2014年5月，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保险历史文化展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举办；9月《仰望百年——中国保险先驱四十人》作为第一本讲述为中国保险业历史人物的图书问世，并很快售罄；2015年《抗战时期重庆保险业》、《太平保险史话》先后出版；同年，中国保险学会史志办成立，该机构的设立推动了编修保险历史的各项工作，由其主导的新版《中国保险通史》开始进入编撰阶段。

在史料挖掘方面，2016年，中国保险学会、阳光保险集团发起拍摄《口述保险史》纪录片；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拍摄“口述人保史”纪录片，后出版《口述人保史》等多卷本司史系列丛书。在传播形式上，2015年起，人保集团公司博物馆馆长高星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陆续刊发保险前辈事迹并广泛传播；2016年中国保险学会的“保险史志”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同时，一些地方保险组织开始关注本地区的保险历史文化，如天津保监局设立了小型的展厅，用于展示天津保险历史，贵州保险学会也推出了一系列解放前贵州地区保险业发展的史料文章。

三是外资保险公司开始注重其历史的挖掘和传播。这一时期，一些合资保险公司，如中英人寿、中美大都会人寿等开始意识到历史是品牌的核心内容，具有很高的传播价值，因此开始介绍母公司的悠久历史。此举对中外保险文化的人文交流和深度融合奠定了基础。保险机构由此也开始举办的一些游学活动，如参观劳合社等。

四是以保险史为内容的文学创作和其他活动开始兴起。80年代曾有以保险历史为内容的连环画等艺术作品出现。此后，以歌颂当代保险人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但是鲜有以历史题材为内容。

2015年，《中国保险报》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保险历史题材文学剧本《险中情》座谈会，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报道；2017年，中国人保历史专题性著作《族谱的墨迹》出版，民族保险历史通过二度创作得以广泛传播，民族保险历史人物的事迹和精神得以弘扬。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媒体、互联网平台等民间机构开办保险历史、文化讲座，邀请业界资深学者从源头梳理保险行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梳理行业纷繁脉络，重塑行业对保险的信仰。2018年，首届国际保险文化节依托中国寿险精英大会在郑州举办，并设立文化领域个人荣誉奖项，标志着保险文化开始从理论到实践、从顶层到基层的逐步而坚定地渗透。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随着保险史学逐步广泛传播，保险从业者应当以全球历史的视野全面审视保险业的前生今世，来龙去脉，反思当下的文化建设出发点、建设领域和建设路径，从而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