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行险道，富贵似花枝”。

在资本多数决的规则之下，股权就是政权，资本就是子弹。保险市场单体机构出现的重大风险，多与股权来路不正、控制权争夺问题相关联，股权监管也数次被卷入舆论漩涡。

股权大案第一弹，源自国内保险市场第一次大扩容。1996年出现入股保险业的第一波热浪，人民银行颁发5张牌照：泰康、新华、华泰、华安、永安，首批民营背景保险公司随后几年呱呱坠地。其中的永安财险，因出资不实问题成为国内第一家被接管的险企，史称“永安大案”。

彼时，民营资本已展现出进入退出灵活多变之风，股权变动与监管治理之绳时而发生冲突，资本博弈由此登场。这一点，在随后的泰康、新华股权演变中，多有体现。尤其是新华保险被保险保障基金接管案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在2000年10月，保监会批准设立4家寿险公司，并规定“仅具有与外资保险公司在境内设立合资保险公司的资格”，4家公司成为稀缺的“壳资源”。其中一家名为“东方人寿”，乃当时知名资本系族“德隆系”背后操纵成立，因大股东问题成为国内保险史少有的未出生即夭折的尴尬存在。

2001年中国“入世”，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此后多家外资寿险公司因为僵硬的对开股权设计、中外分肥的权力配置等导致公司僵局和战略分歧，制衡演变为纷争。甚至主流舆论一度有着“外资保险公司经营中国市场三大悖论”的观点传出，股权治理问题第一次引发广泛讨论。“50%VS50%”的合资寿险公司股权，时至今日都被认为是合资险企难做大的根源之一。

2004年，保险市场迎来最大规模的扩容潮，诞生了业内闻名的“十八路诸侯”。伴随所有制形态多元化、金融深化和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民资狂飙突进，股权结构日益复杂多元，投资主体、资金来源、行权方式等问题层出不穷。一度有“民营资本乃职业经理人毒药”的说法传出，多位保险业大佬被牵连其中，沦为资本马前卒，股东与管理层矛盾重重。换帅、更名、出售股权等重大经营调整，在这一时期频繁发生，保险业第一次领略了资本之任性、与股权治理的无奈。

期间的典型，2005年3月，明天系暗中运作的国信人寿，因股东与管理层发生矛盾真相浮出水面，被监管机构撤销牌照。至今坊间仍传言，超过10家公司背后有明天系魅影出没。

故事总会有续篇。2010年，首批健康保险公司之一的瑞福德被实控人掏空，监管机构低调处理，安邦保险勇当“接盘侠”，但违法者似乎并未受到应有惩诫。2016年，因中融人寿5%股权系吉林油田总经理王永春收受贿款等问题，陈远成为保险业第一位被市场禁入的董事长，彼时他已失去自由。

2012年以来，资金运用渠道持续拓展，保险公司成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最高的金融企业，给予资本以巨大想象空间，一度融资困难的保险机构被重估价值，变得光鲜亮丽，一些体量较小、经营不振的公司成为资本的猎物。保险牌照潜在价值迅速提升，组建筹建期的壳资源也暗流涌动，有的开业前就提前变现。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一家公司的沉浮往往和与生俱来的基因紧密相关，实控人的素质能力、风险理念、营利诉求，锚定了公司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直接左右市场表现。

保险公司背后的实控人或深不可测，通过特殊协议安排操控企业；或游走江湖，以猎取弱体机构为资本运作法门，有的揭开面纱后让人啼笑皆非。

去年，一位气功大师作为保险公司实控人，因为被股东诉至法院才浮出水面。大师曾通过为某国有保险公司高管治病而深得信任，又因充当保险资金掮客导致该高管入狱，此后亲自上阵运作的一家保险公司，其企业文化和经营细节，处处可见中医、气功理论的渗透，山寨不言而喻。

保险市场大扩容20年，资本、股权之管理难见雷霆之威。如今，天雷阵阵，机缘或许已到。

“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江湖变桑田古路。”

股权管理面对资本的游戏，深层机理是对人性与生俱来的贪婪、自负弱点的外在制约。无可回避，股权乱象是金融乱象的集中体现：

股权透明化是金融业的普遍难题。监管作为一种外在的介入力量，如何穿透股权，可谓关山重重。公司治理监管大量制度只能柔性引导为本位，不好找到切中要害的“抓手”。

《保险法》对监管机构赋予股东监管权如同天边的微弱星光，仅规定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股东利用关联交易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危及公司偿付能力”有权责令改正、限制其股东权利或责令转让股权。上位法没有附加必要的行政处罚、强制条款，保监会的监管制度只能侧重于审批闸门，难以设定对应的法律责任。

政府的行政审批主要是纸面推演。股权违规行为都是专业的财务、法律操作手段，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关联关系、资金来源、抽屉协议和私相授受的线索发现、性质认定、查处手段都存在难度。

比如，对于合法自有资金出资要求，增加一层持股架构就可以逃避。近年保险公司股权流转中投融资性质、主营业务模糊的股东急剧增多，通过新光海航、恒大人寿等股权流转可见，投资人集中财务资源做出一个报表漂亮、干净整洁的持股平台，轻松架空财务指标约束。

不良资本只能在进场前叫停，所谓“前端放开、后端管住”的思路往往难以适用。不当股东行为留下的财务创伤、文化损害难以抚平，违法股权修复原状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昆仑健康、君康人寿、信泰人寿等公司几经辗转，难以矫正发育成长期刻印的心理磨难，即是明证。

股权水位线就是资本的生命线，适度制衡是持牌金融机构治理有效的重要屏障。2013年4月,保监会放宽单一股东比例至51%。因为可能存在隐蔽控制的后门，索性洞开前门，不良资本势必长驱直入。新的监管规则已准备下调单一股东持股比例至1/3，这是公司法设定的“一票否决”节点，对重大决策议案“以小制大”，有利于制约任性大股东。

连续多年，对保费资本化、循环出资、隐名代持、关联关系等问题，监管部门在各类会场合喊话、警示，却难以迈开划线、执法的步子。

面对急剧变动的市场，股权管理的逻辑可能没有真正理清，形格势禁，难以贸然出手。由此，一部3.0版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应运而生，围绕股权风险的种种表现，突出从严导向。

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撤除的自有资金要求再度写入，根据穿透监管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资金来源向上追溯认定；以净资产为限，通过审核“净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指标，确立相对明确的认定标准。

违法取得的股权按照入股价格和评估价格的孰低者退出，由保监会指定机构承接。这给市场提供了想象空间，投行界流传的保险并购基金是可能的选项。

股东持有的股权价值达总资产1/2以上，股东实控人需符合股东资质要求，类似西水股份、天茂实业等曲线入市手法或被截断。

据了解，此前已经开始的从严审核，吓退了一些保险牌照的申请者。对于股权监管来说，过往已往，未来可期。不妨畅想下一步可能的监管举措：

具体规则之上，理念层面的问题挥之不去。最重要的是，如何衡平分散与集中的尺度？

诚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是资产安全的最大威胁。但过犹不及，过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容易导致公司战略行动能力丧失、资本补充困难、治理僵局和内部人控制。

未来的监管取向，是强调负责任的积极大股东，还是突出股权结构的制衡功能？

对于能够以自身产业、网络资源强势支持保险业务的股东，能否网开一面，以期对小股东搭便车稍加制约？能否创新治理结构，支持在公司治理中凸显创业团队、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的价值，与股东权利保持微妙平衡？纸面上可能无解，生活中期待最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