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业30多年以来，中国保险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至今仍然维持着两位数的正增长，这在“新常态”下殊为可贵。在保险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健全，初步建成了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现代保险市场体系。

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之下，保险行业还是出现了很多新的风险，例如在负债端，财产险方面，很多险企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承保亏损，人身险方面，部分公司中短存续期产品大量销售，为未来一段时期带来现金流压力，互联网保险创新也为经营带来新的挑战。而在资产端，信用风险增大、权益类投资面临的市场风险增加、资产负债不匹配问题等问题也都值得关注。

面对暴露出来的种种风险隐患，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近一两年时间，监管部门已经明显强化了对于风险的管控，从负债端，到资产端，再到“偿二代”体系的建设等，多管齐下，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严防各种风险。

对此，保监会原副主席李克穆明确指出：“金融出了问题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现场，他还引用美国前财政部长的一段话：金融创新如同飞机，它为人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交通方式，使人们能够更快地达到目的地，不过一旦坠毁，后果将非常的严重。

针对目前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他表示，一定要找到这些问题的源头，把一些风险消灭在爆发之前，因为保险业的很多风险一旦蔓延开来，再去制止、规范，就会困难很多。

现阶段，互联网保险无疑是保险业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以P2P为代表的诸多互联网金融风险事故的发生，也为规范互联网保险发展敲响了警钟，从近期的一系列表态来看，保监会显然已经将其视为了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保监会原副主席魏迎宁指出，保监会对保险机构互联网保险业务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保险机构的行为总体来看比较规范。

但他同时也指出，互联网保险的创新仅仅是个开始，虽然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已经比较普及，但最新的大数据、云计算、物流网等技术还没有普及，没有真正深入到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居民的生活之中。到目前为止，互联网保险创新其实也并没有颠覆现有的保险经营模式。他预期，创新会继续深入，同时也强调，“创新需要规范、需要监管”。

由于过度的金融创新而导致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其对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影响之大，以至于时至今日仍在隐隐作痛。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又导致了一个后遗症——金融空转，所谓“金融空转”，简单理解就是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出来的货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和虚拟经济内循环，造成了“金融热、实体冷”的局面，这又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隐患。

金融风险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在演讲中给出了答案：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构筑民生保障网，加强服务实体经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互联网金融创新搞金融体内循环，百害而无一利，一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至于保险业怎样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他也给出了具体的方向：包括构筑民生保障网，做好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工作，深化保险资金运用改革等。

周延礼同时指出，保险公司在从事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构筑民生保障网以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时候，不应过于看重眼前利益。他以农业保险举例，指出目前农业保险发展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一点即“保障水平不高”，“比如说玉米、小麦、水稻类农产品保险，保障水平不到整个价格的50%，离真正解决生产、生活保障问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姜波在讲话中着重结合国际经验，介绍了保险资金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转移升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保险实践表明，保险资金不仅使得低成本、多渠道、可持续的融资体系成为可能，还是孕育和孵化新型产业的资金提供者，同时也是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改善经济效率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据悉，美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非常发达，其重要支撑就是保险和养老金机构投资者的支持。比如市政债权，五分之一的资金是由保险公司来提供；再比如PE投资，虽然PE投资在保险业总运营资金当中占的比例很小，大概也就3%、4%，但是对于整个PE投资行业来说，单一最大机构投资者就是保险资金。

实际上，参与社会治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不仅是政府、监管的希望，也是保险行业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内在需求，但目前无论是社会治理体系，还是社会保障体系，都是由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保险公司仅有意愿是不够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政策等因素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华保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万峰在讲话时就指出，制度、政策以及技术是推动保险业发展的三大引擎，尤其是税优优惠政策，可有效促进商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根据万峰提供的数据，目前在国内，银行储蓄额为39.95万亿元，与GDP的比值为76.94%；银行理财资金23.44万亿元，与GDP的比值为45.14%；而养老资产2078亿元，与GDP的比值仅为2.52%。美国则与中国大相径庭，其银行储蓄与GDP的比值仅为3.5%，养老资产与GDP的比值则高达108%。这说明，中国养老保险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关键是如何实现银行储蓄向养老保险的转化。

对此，万峰指出，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将现在巨大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资金转化为养老保险资金。“如果能够转化5%，就是3.17万亿元，转化10%就是6.34万亿元。”

据介绍，美国1947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寿险公司资产占GDP的比例从20%的水平上升至2007年的35%左右，韩国在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之后，其保险资产占GDP的比例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长江养老拟任高管段家喜也表示，支持商业养老保险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在体系、政策、机制、监管等方面做出创新。

其实近年来，无论是出于行业风险管理的监管需要，还是出于险企自身长期发展的需要，保险行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在会上，保险资管协会执行副会长曹德云从体制、机制、监管和业务四个方面介绍了目前中国保险资产管理行业的创新，指出行业目前已经确立了由委托方、受托方和托管方三方协作制衡的资产运作管理机制，这么多年保险业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证明了这一机制的有效性。

华夏保险总经理赵子良则从公司实际出发谈了转型创新的一些体会，包括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经营再造以及构筑保险生态等。阳光人寿总经理宁首波则重点介绍了阳光人寿在数据与医养结合、数据思维、科学设计三个方面的创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