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在蚂蚁金服“相互宝”的示范作用下，曾经沉寂的网络互助赛道再度火热，一票互联网巨头蜂拥而至，纷纷发起成立各式各样的网络互助平台，京东、滴滴、美团、苏宁、新浪、360等都位列其中。

相较于2016年那波以草根平台为主的网络互助热潮，新一轮网络互助热因为有了互联网巨头以及知名资本的加持，有了更多的可信度，但不能忽视的是，在行业快速发展不断完善的同时，质疑的声音始终存在，个别欺诈案件的发生，更令业者心惊。

事实证明，当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标准的制定将有助于行业行稳致远。正是因此，蚂蚁金服牵头制定了首个网络互助行业团体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仅仅是团体标准，并非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更不是国家标准，并不能强制实施，市场主体可自愿选用即可，但标准的开始，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规范化时代的开始。

蚂蚁金服牵头制定首个市场化网络互助团体标准

网络互助正无可忽视的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互联网巨头悉数下场，甚至连持牌保险公司都开始了深度布局。不安全统计，目前已知的规模较大（用户数量破百万）的网络互助平台已达十几家之多。

发展10年，尤其是当巨头悉数入场，网络互助行业也亟待建立更加详尽的发展规范。

蚂蚁金服再次走在前列。3月30日，全国首个网络互助团体标准出炉，其由蚂蚁金服联合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保险研究所互助保障研究中心、阿里健康等机构联合发起、研究、制定，并由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批准发布。

这一标准以国内最大互助平台相互宝的运营经验为样本，对网络互助平台的整体原则、运行规范、资金管理、调查流程等环节做了全流程的标准化定义。

首个网络互助标准提出了互助平台的“四要一不要”：实名制度、全程风控、审核独立、公开透明。

同时，标准明确了网络互助资金管理的标准，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平台不设立资金池，彻底杜绝资金沉淀的问题；二是若有资金池，平台应设立相应的资金托管制度，确保资金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该标准并非强制标准——在我国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中，分为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两大类。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分为四类：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推荐性行业标准、推荐性地方标准；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分为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侧重于保基本。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侧重于提高竞争力，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

此次蚂蚁金服牵头制定的网络互助团体标准很明显属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是团体标准的一种，并非强制标准，市场主体可自愿选用。

标准的制定还只是一个开始，据悉，接下来，浙江互金联合会还将推进配套测试认证的相关标准制定工作，推动该系列标准成为大病网络互助行业的测试认证依据。

从草台班子，到互联网巨头下场，网络互助历经10年沉浮亟待进一步规范

蚂蚁金服牵头制定的网络互助团体标准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大病网络互助业务规范 第1部分：总体规范》以及《大病网络互助业务规范 第2部分：调查规范》，基本涵盖了网络互助平台运营的各个环节

两部分规范主要都是依据蚂蚁金服运营相互宝的实际经验而来，因此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蚂蚁金服对于过去一年多时间心得体会乃至观察网络互助行业10发展之后的全面总结梳理。

自2011年国内首家网络互助平台抗癌公社诞生以来，历经近10年发展，网络互助行业已经初具规模，纵观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而在不同阶段，其面临的风险显然也不尽相同。

2011年到2016年间，是网络互助平台的萌芽发展期。从2011年萌芽，到后续队伍逐渐扩大，再到2016年，伴随着互联网创业热潮，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创业热潮，网络互助平台数量出现井喷，一时之间，国内网络互助平台数量达到上百家之多。

在数量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诸多平台狂打擦边球——过分夸大网络互助功能，将网络互助与保险做类比，甚至严重贬低商业保险，对用户造成严重误导。尤其是一些获得资本投资的平台，采用纯互联网的运营手法引流获客，丝毫不顾及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的本质区别，更加剧了行业乱象。

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原保监会首次发布网络互助消费者提示，明确网络互助与保险有着本质区别；2016年12月，乱象愈演愈烈之后，监管更发起首次专项整治工作，约谈多家网络互助平台负责人，并明确划定四条监管红线，要求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严格划清界限，倒逼网络互助平台不得不在网站显眼处列出“互助计划不是保险”的声明。

2016年监管划定的四条监管红线：

任何主体未经保监会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经营或变相经营保险业务

在开展相关业务活动和宣传的过程中，不得使用保险术语，承诺责任保障，或与保险产品进行对比挂钩

不得宣称互助计划及资金管理受到政府监管、具备保险经营资质

不得非法建立资金池

经过此轮整顿，市场风气明显好转，但大量草根网络互助平台也因此公信力大打折扣，运营难以为继，不得不选择退出，最终只有数家资金实力雄厚，且运营相对规范的平台得以幸存。

经历了第一轮的洗牌之后，2018年网络互助发展再迎契机，以当年11月蚂蚁金服推出“相互宝”为标志——互联网巨头亲自下场，极大上鼓舞了行业士气，网络互助赛道热度飙升。

此后，京东上线“京东互保”、滴滴上线“点滴相互”，苏宁、美团、百度、新浪、360等也纷纷下场拼抢。

由于新一轮的行业主要由互联网巨头以及知名资本主导，相较2016年的诸多“草台班子”，可信度提升不少，但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只不过随着模式的演变，风险形式也发生了转化：例如，有的平台严格要求进行实名认证，有的则不然；有的不设立资金池，实施后付费模式，有的则需要预付费，事实上形成所谓的资金沉淀……迄今，目前头部的互助平台中，约50%的平台没有实行实名制，大约75%的平台设立了资金池，潜在的资金管理、案件欺诈等隐患值得警惕。

2016年的四道监管红线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市场乱象出台，放在2020年，虽然仍有其强烈的实际意义，但对于具体的运营者，却无法形成具体的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蚂蚁金服以自身运营“相互宝”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牵头制定的团体标准，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网络互助成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一部分，能否发挥更大作用取决于是否能长期规范发展

网络互助兴起之初，保险行业一度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然而在蚂蚁金服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的引领探索之下，网络互助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惠型风险保障产品，事实上成为一种教育用户提升风险意识的有效手段，与商业保险瞄准中高层客户，形成差异化的定位。

也因为有了互联网巨头先进技术以及运营手段的深度介入，网络互助的普及速度相当之快。以蚂蚁金服为例，截至2019年11月27日“相互宝”上线一周年之际，全国已有超1亿人加入，其规模相当于两个韩国的人口数量——每13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有相互宝的保障。

与此同时，相互宝的公开数据显示，这1亿人在获得保障的同时，累计救助了1万多名身患重病的成员，其中近一半是80后和90后。

另据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对4.2万名相互宝成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相互宝成员中，多集中于中低收入人群：10%的人除了相互宝外没有其他任何保障；30%的受访者年收入低于5万元；37%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10万元之间；如果生病，54%的受访者只能勉强承担10万元以内的医药费；能承担30万元以上医药费的受访者比例，不到14%……

相互宝为代表的网络互助平台更多体现出了“普惠”的特征，这与基本社会医疗保障、商业保险、补充医疗等都形成了差异化的定位，而这种独特的定位也让其拥有了独特的社会价值。

3月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下发，这被视为新一轮医改的开始，其中明确提及到2030年，要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在这里，“医疗互助”首度被旗帜鲜明地纳入医疗保障制度体系，而据多方打探，所谓“医疗互助”，既包括传统的职工医疗互助，同时也包括多种形式的网络医疗互助。

此消息一出，网络互助行业一片欢腾，作为一种民间互助组织，因为其价值正在逐渐得到来自官方的肯定。

当然，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凸显出规范发展的重要性——网络互助，作为一种普惠型的风险保障产品，能否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成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仍取决于能否长期规范发展。

纵观各行各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往往都会有相应的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出台，这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必经之路，也是推动行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此次网络互助行业团体标准的出台，算是该行业朝着规范化更进一步，而蚂蚁金服作为标准制定的主要参与方，也彰显了其作为“网络互助一哥”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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