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就郑重告诫世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让庚子春节少了传统的热闹，而多了一份冰冷与萧肃之感。

疫情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系统性的，与宏观经济高度相关的人身险行业面临冲击的情况也再所难免。但风险与机遇相伴相生，作为经营人身风险的行业更是如此。在系统地梳理人身险公司短期在资产、负债等方面的风险以及长期机遇后，我们坚定地认为短期有“危”，长期有“机”，疫情之“危”不会打垮行业，只会加速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

短期冲击难免，总体影响可控

(一）资产价格波动或影响年度投资收益

一是权益市场或将一定程度下跌，从而对人身险行业投资收益形成考验。短期看，受疫情冲击，权益市场波动剧烈，春节后首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即下跌7.72%。但如果把时间拉长看，则影响相对可控：一方面，从历史看，2003年非典加速传播的4月15日到25日，10天上证指数下跌约9%后即恢复上涨至6月；另一方面，从持仓看，行业权益类资产投资占比仅10%-15%，当前上证平均市盈率14倍左右，即使估值无法修复，预计对投资收益影响不会超过200个BP。

二是固定收益品种的违约和减值风险有所上升。当前很多行业面临半停产状态，餐饮、旅游、航空等行业更是面临巨大冲击，一些企业现金流可能面临困难，从而发生债务延迟偿还甚至违约的情况。总体来看，资产面临信用风险，但相对可控：一方面，过去一两年信用风险利差一直较高，人身险公司在资产配置方面普遍有所考虑，持有品种评级较高；另一方面，人身险公司债券持仓在行业集中度上一般有所考虑，不会过度集中单一行业。

三是利率下行使得再投资压力加大。从非典经验看，2003年4月疫情加重，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9%下降至2.7%。预计本次疫情后，无风险利率水平或将下调。目前，国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8%左右，已与人身险公司定价水平基本持平，如进一步下调，人身险公司面临一定再投资压力。近年来，面对长期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各人身险公司普遍都对低利率环境有所预期并通过多样化投资策略为低利率做了多手准备，本次疫情只是改变了利率下行速度，不会形成长期影响。

(二）负债端“隔离”与“赔付”同频影响

一是疫情“隔离”下的“开门红”不红，保费规模增长受到较大冲击。由于客户年终奖金到位、业务团队走亲访友增加及销售奖金激励等多种因素，一季度尤其是春节期间一直是人身险最重要的展业季，正常情况下保费收入可以占到全年保费收入的40%。

本次疫情发生与开门红的时间段高度重叠，无论是银保还是个险，由于疫情期间的“隔离”几乎完全失去客户流量，很可能错失一年中最重要的展业良机。这部分损失主要是长期储蓄型年金产品，复工后存在短期快速恢复部分产能的可能。

二是“增员提质”因“隔离”受阻，价值型产品新单增长延迟。2019年以来，代理人规模增长出现分化，行业更加注重质态提升，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头部企业提出“星级工程”“优才计划”等以提升代理人队伍门槛，改善代理人队伍质量。

本次疫情将影响增员提效进度：一方面，绝大多数寿险营销员晨会、除名考核制度和培训相继取消，使得营销员激励、业务监督及教育培训等方面管理弱化，展业队伍素质和展业品质难以提升；另一方面，人员线下活动范围受限，代理人增员难度进一步加大。高价值保障型产品的形态相对复杂，销售难度相对较高，主要依仗个险销售团队拓展。疫情对个险渠道发展的冲击，将直接造成价值型产品新单增长下滑，从而对公司内含价值增长形成挑战。

三是赔付支出因疫情上升，盈利存在一定影响。传染病一直是人身险中最重要的一类巨灾风险，由于其可以造成短期特定区域大面积发病，从而使赔付快速上升偏离大数法则，风险难以对冲。

具体到本次疫情看，人身险公司赔付的责任主要是疾病导致的死亡以及部分医疗费用。目前，全国确诊病例2万余件，死亡400余例，确诊病人死亡率2%左右，假设平均保额20万-30万，总体死亡赔付影响属于可控范围。

医疗费用方面，疫情所触及诊疗费用大部分由国家政策兜底，治疗时间9-10天左右，预计保险公司件均赔付在1万元左右。综合来看，当前行业总体的赔付压力相对较小，同时发病率控制措施逐步显现，未来趋势同样可控。此外，部分公司开始对已有客户赠送额外的新冠责任保障，这一举措虽然会加大风险敞口，但这部分新增风险一般都会做再保险安排并在境内外再保险公司中分摊，不会形成系统性风险。

供需基础仍然坚固，长期发展前景可期

（一）促进全民风险教育进一步激发保障需求

一是疫情悲剧映射了人身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短期情绪积累催生保障需求。长久以来，中国人身险公司的客户一直重投资、轻保障，家庭风险管理的意识相对薄弱。

本次疫情以来：媒体每日都会报道新增患病人数、死亡人数以及一些家庭的真实故事。冰冷数字及后面的故事最客观地展现了人身风险的无情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管理好人身风险的必要性，保障性需求的咨询明显上升。二是人身险公司用自己的产品展现了保险的价值。

疫情以来，各公司不仅为医生群体及家属捐赠保险保障，很多公司还积极回馈客户，在原有产品基础上扩展新冠肺炎责任，提供针对新冠肺炎免等待期免赔额等优待，彰显了人身险的价值。综合供需两方面改变，当前，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在既有的购买力前提下，家庭风险管理需求的萌发将有力地促进寿险等保障型产品的发展。

(二）推动人身险交易习惯的变革和供给侧创新

近年来，虽然互联网保险业务得到了蓬勃发展，产生了好医保、相互宝等国民产品或互助计划，培育起了过千万的线上保险消费人群，很多公司推出了自有APP以及网上直销方案，但总体看，大额、期交人身险靠代理人拜访销售的模式从未有改变和突破，线上线下的融合进度不尽如人意。

同时，由于照顾不同渠道间的利益，尽管当前代理人力增长下滑，但很多公司仍然难以推动各家公司迈出突破的一步。当前，隔离管控等措施使得人身险线下销售场景几乎消失，倒逼人身险公司尝试线上渠道推广、线上线下相结合（代理人使用微信、APP等）等多种模式销售展业，同时疫情也使得客户理解和适应这些新的尝试。

2003年“非典疫情”将人们“逼”上了更加便捷的线上消费并习惯了网上购物。2015年以来4年，互联网保险从几十亿发展到了上百亿规模，相信2020年可能又是属于保险销售的一个划时代开始，多年无法突破的长期保障型产品网上销售等一些难题，或因供需双方被逼到线上后出现实质性的尝试而解决和逾越。

(三）加速保险技术端转型升级

一是推动企业内部统一科技化转型的思想认知。当前，虽然在人身险行业科技化转型升级的大方向上，各公司都能够认同。但由于涉及到大额的科技研发投入、IT信息系统建设和改造投入，在如何平衡短期业务发展和长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同一家公司不同业务单位间有着显著不同的意见。

本次突发疫情以来，线上建设较强的公司依托云平台、视频会议等基本可以保障远程办公与实地办公效果相当，而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公司则面临很大压力。

二是推动保险科技技术应用推广。近年来，人工智能算法、云技术、区块链等与保险场景融合已经有了一批可落地的项目，但多数难以应用于核心业务处理环节。

长期的工作习惯，叠加对核心工作流程冲击的担心，使得人身险行业对科技应用速度相对落后，仍然习惯人与人的拜访销售，人工核保和基于书面理赔资料的理赔。本次突发疫情倒逼一批新技术和新模式走向舞台中央并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如线上培训、线上会议、智能核保和理赔和基于AI算法的智能营销等。

从效果看，借助科技的应用，太平洋人寿首单新冠责任赔付仅用时15分钟。因此，可以预期，疫情过后，证明过自己实力的一批保险科技项目将从后台储备走向公司运营的舞台中央，从而推动行业技术升级。

(四）大健康战略因认可面临政策机遇期

疫情短期带来了巨大的新生医疗需求，凸现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与巨大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一批人身险公司开发的大健康产品和服务，有力地支持了疫情防控大局，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据不完全统计，平安好医生、农银人寿、恒安携手的妙手医生都向民众开放了抗疫义诊，免费提供新型肺炎咨询、疫情防护指导服务，既有效地解决了感冒病人害怕交叉感染的恐惧，也调动了异地的医生资源，缓解了局部地区居民看病需求和紧张的心理。

截至2019年10月，全国互联网医院共计269家，已成为新兴的医疗机构形式，《卫健法》亦明确要求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发展。相信疫情过后，互联网医疗相关企业将迎来发展契机，此外，远程医疗、人工智能、医疗大数据技术的革新也将不断助力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发展，而在这些领域预先布局的保险企业将进入收获期。

以平安好医生为例，由于免费义诊大幅增加了客户数，提升了平台价值，在鼠年首日港股下跌2.8%的背景下，逆势获得了3.72%的上涨。从这一角度讲，疫情成为人身险公司大健康战略投资价值重估的催化剂，对人身险公司已有的在线问诊、连锁医院、药房等资产价值提升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痛定思痛找短板，高质量发展大可为

作为二十年一遇的大型疫情，其给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冲击是深刻的，就人身险密切相关领域而言，建议从社会、行业和公司三个层面深刻总结并进一步提升：

(一）发挥商业保险在社会治理中的风险管理作用

作为一次巨灾事件，本次疫情治疗费用主要来自于国家、地方财政以及社保，仅下拨湖北省的财政拨款就超过10亿元。与国家高额支出相比，人身保险行业实际负担较少，显示商业保险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与发达国家保险公司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

据sigma统计，2018年全球灾害造成的总经济损失估计为1550亿美元，在经济损失总额中，保险覆盖了790亿美元，占比超过50%，世界范围内保险业对减轻巨灾风险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建议从三个层面强化商业保险在社会治理中的风险管理作用：一是强化商保与社保的融合。鼓励承担风险、不承担风险等多种模式的大病保险合作机制，发挥商保的技术优势和主观能动性，提升现有健康险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二是强化再保险风险转移机制的建立。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在农业、地震等自然灾害基础上，拓展至传染病等人身巨灾风险，推动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三是鼓励再保险领域金融创新，创新巨灾风险证券化等手段，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募集相关资本，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二）强化人身险行业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本次疫情中，保险行业作用发挥有限也折射出了现有保险产品责任的局限性，更说明了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更深层次来说，保险责任种类集中，覆盖面不足的根源是行业基础数据的缺乏。

目前，人身险行业数据的问题核心是孤岛问题：一是行业内数据与行业外数据沟通不足，从而不同行业数据处于各自孤岛之中；二是行业内各家公司数据共享不够，从而形成了行业内的孤岛；三是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基础数据质量不高，从而把数据变成了功能单一的孤岛。

当前推进中的重疾表修订行业项目，显示了数据共享的价值，因此，建议：一是推动行业内基础数据共享，规范化行业数据标准，沉睡数据的整理和清洗。二是积极打通商保和社保的共享。推动数据挖掘技术与数据的融合造福于民。三是利用商业保险的活力，夯实大健康领域的数据标准。尝试推动医疗数据统一和整合，深刻研究疾病发生率，疾病谱演变以及趋势，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三）深化人身险和大健康产业融合，满足社会多样化健康需求

本次疫情显示了现有公共医疗资源的不足以及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众所周知，医生的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教育、实践培养周期，医院、医疗网络的建设和培育更是一个投资巨大、回收期较为漫长的周期。

从欧美发达国家看，每个国家公立医疗体系的医疗资源都是紧张的，所不同的是其发达国家一般还拥有由商业保险支付支持的更为发达和完善的私立医疗体系为公众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如美国凯撒集团、蓝盾、蓝十字计划签约私立医院网络等。

因此，建议进一步鼓励人身险公司加快发展民营医院，积极引入新型医疗、药品，弥补单一公立医疗诊疗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解决短期大健康产业供给不足而建设资金来源压力大的问题，强化医疗设施基础建设，平时可以服务多样化的医疗需求，自负盈亏；在紧急时段，征用民营建立的诊疗、药品配送系统又可以服务国家，为民服务，为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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