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险已经成为时下中国保险业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10年间，我国商业健康险规模增长近10倍，复合增长率连续六年超过30%，2018年保费规模已达5448亿元，明年更有望冲击万亿级市场。健康险俨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保险业的新增长极。

驶入快车道的健康险，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寿险、财险及专业健康险公司近年纷纷加码布局健康险，百万医疗、特药险等现象级产品不断涌现。欣欣向荣表象之下，问题也不断暴露。

为解答这些问题，12月3日，『慧保天下』联合专业投资机构——蓝驰创投共同举办“慧保研习社第六期”活动，主题为“下注健康险·持续高增长的驱动力与产业链变革的大蓝海”，将媒体、产业、投资人的视角相结合，与逾百位大健康产业链的企业代表齐聚北京，展开了一场升维思考与碰撞。

法国再保险寿险健康险市场部总经理李用虎出席活动并发表主题演讲，他利用一系列详实的数据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商业健康险高速成长背后的根源，指出人口城镇化、老龄化加剧财政负担，社会医疗保险“广覆盖低保障”的特点以及人们对于更高水平医疗保障的渴求决定了中国商业健康险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且未来的市场空间在1.5-2万亿元左右。

他同时也指出，“健康中国2030”是中国医疗保障的顶层设计，商业保险作为支付方目前在全部卫生费用支出中的占比只有3%左右，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但他同时也表示，国内商业健康险发展中面临重重挑战，无论重疾险还是百万医疗险都是如此，包括重疾发病率、百万医疗险赔付率不断上升等。面对这些风险，他认为，保险公司必须树立长期思维，以专业，赢得长久。

法国再保险寿险健康险市场部总经理 李用虎

下文即根据李用虎演讲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确认：

财政压力加大，城镇化、老龄化等因素为商业健康险创造巨大发展空间

在我国，商业健康险存在巨大发展机会，这是我国的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决定了的。

1、从宏观经济来看，GDP增速下滑、医疗通胀加重财政负担。

过去几十年，国内GDP增速较快，到2018年，正式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但是从2010年开始，国内的GDP增速开始有所下滑，这会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情况。当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国内GDP依然维持了比较高的增速。

也要看到，尽管国内GDP总量较大，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所以人均GDP很低。我国2017年底的人均GDP大约等于韩国1990年代初的人均GDP。同时，我国贫富差距大，广大的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仍然较为困难。

也正是因为贫富差距的问题，有人开玩笑说，坐在北上广深办公室里面的人很难设计出好的保险产品，因为他们眼中的“廉价”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高价”。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感觉好像是突然发现了“下沉市场”，实际上这个市场一直存在，只不过受过高等教育、坐在北上广深办公室中的人过去没有发现罢了。

GDP之外，医疗通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医疗费用通胀是全球普遍现象，医疗费用通胀率普遍高于通货膨胀率，按全球平均水平，前者往往为后者的3倍，但中国过去两年的医疗通胀率约10%。

2、从宏观社会来看，人口城镇化、老龄化等加剧财政负担。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现状，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截至2017年底，我国城镇化比率为59.6%，发达国家一般达到80%左右，所以还有空间，城镇化提升之后，养老需求和医疗需求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和农村的人均卫生费用都在不断上升，但城市和农村的人均卫生费用差异一直很显著，2014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的2.5倍。

而且对于城镇人口以及农村人口，国家投入的健康成本是不一样的，人口流入城镇，政府需要建设更多医疗机构，城镇人口也往往比农村人口更愿意在健康问题上投入更多资金。这意味着，城镇化加速，会进一步加剧政府财政负担。

与此同时，国内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不断加剧。近年来，国内人口自然出生率快速下降，从抚养比（包括0-14岁少儿的抚养比，65岁以上老人的抚养比）来看，国内人口红利于2010年结束，宏观经济在这一年出现拐点，房价也在这一年出现拐点，也是在这一年，抚养比降到最低点，2011年起，抚养比开始上升。

挣钱的人少了，花钱的人多了，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这将是我国社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这会对我们的社会消费模式、宏观经济等产生巨大影响。

3、从宏观政策来看，收付实现制下医保基金面临巨大压力，广覆盖低保障也激发了居民投保商业健康险的意愿。

全球医疗保险模式大致可分成四类，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保险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储蓄医疗保险模式。我国目前为类似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如果中国也选择类似英国的全民医保模式，商业健康险就没有机会，正是因为中国选择的是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所以才导致商业健康险面临大量机会。

但因为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主要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这导致医保基金压力很大。收付实现制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和支出均不断上升，但交钱的人和花钱的人不是同一群人，这意味着人口结构一旦发生变化，医保基金的压力会陡然变化，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交钱的人不断变少，花钱的人不断变多。

如果不是采用收付实现制，而是每个人都拥有独立帐户，城镇化、老龄化对于医保基金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社会医疗保险只能“广覆盖低保障”，随着近些年来人们健康需求意识快速崛起的情况下，居民对现状开始不满意。

得益于我国GDP的快速增长，卫生费用也呈现出较大的增长，卫生费用在过去14年里，增长了6.7倍。

2018年，我国GDP超过90万亿，卫生费用支出5.8万亿，卫生费用总支出占GDP比例为6.4%，这一比例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4年全世界平均卫生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为9.9%，而美国为18%，甚至巴西、南非、韩国的比例都要高于我国。

这说明我国的卫生费用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正是国内癌症死亡率高的底层原因所在。

卫生费用投入不够的情况下，还存在居民个人支出占比过高的情况。个人卫生费用支出在总的卫生费用支出中的占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从2015年开始保持稳定，目前大约处于30%的水平。近几年，政府卫生费用占比呈现下降趋势。

从2018年数据来看，我国的卫生费用总支出大致比例为：居民负担30%，卫生费用总支出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政府负担30%，各种社会机构负担40%。6万亿的卫生费用总支出中，个人卫生费用支出接近2万亿元人民币，居民的医疗负担较重。

4、正是因为卫生支出费用增长率远高于GDP的增长率，所以大健康产业在国内是朝阳产业。

我们预计商业医疗保险未来的市场空间在1.5-2万亿元左右。根据2015年的调研结果，比较各国个人支出在卫生费用中的占比，中国是35%，美国是10%，德国是12.5%，英国是14.5%。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险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这一参数，假设将目前35%的水平降至15%，那就意味着有20个百分点的发展空间。

所以，商业健康险的机会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客观因素，社会医疗保障水平低下；二是居民主观意愿，居民对现状不满意，就需要通过投保商业健康险做补充；三是政府的宏观政策支持。商业健康险机会是由这三个因素导致的，它背后联系着宏观经济，宏观社会和宏观政策。

“健康中国2030”是中国医疗顶层设计，作为支付方商业健康险作用仍小

为解决问题，政府提出“健康中国2030”计划。

“健康中国2030”听起来像句口号，但其实设置了非常详细的KPI，对人均预期寿命、地市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等等都做出明确的规定。该KPI是公开发布的，面临巨大舆论压力，所以政府一定会努力达成。

“健康中国2030”体现的是政府的雄心壮志，但雄心壮志也需要组织支撑，政府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就是：发现问题，提出目标，然后分配资源。

从“健康中国2030”的组织支撑体系来看，顶层设计中包括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卫生委员会还有中国银保监会。下层的支撑体系中，社保与商业保险都属于支付方，此外还包括健康服务方，医疗服务方。

国务院发文，各个部委纷纷跟进，所以“健康中国2030”不仅是一个概念，其还有专门的部门在统筹推进，还有一系列政策支撑。

“健康中国2030”战略指引：

《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关于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

《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

“健康中国2030”政策跟进：

《健康保险管理办法（意见）》

《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

《将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通知》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成立三大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集团

商业健康险发展面临重重挑战，险企须以专业赢得长久发展

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存在以下几大特点：

健康险占比不断升高。2019年上半年，健康险占总保费比例突破15%，超过车险保费规模，2018年，健康险保费达到5.4千亿元人民币，2019年上半年达到4千亿元人民币。

寿险公司的健康险仍然主导市场。寿险公司是健康险市场保费的主要贡献者，长期以来一直处于85%以上，但随着消费者健康险接受度上升，财险公司健康险销售也在增加，寿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有一定下降。这说明财险公司对健康险投入资源较大，很多公司将健康险战略视为自己的第一战略选择。

健康险赔款支出呈现指数上升。商业健康险赔付占到卫生支出的比例自2012年以后呈现线性上升，赔付金额每年呈现出30%的增长，2018年，健康险赔付金额达到1.74千亿元人民币（包括重疾险定额给付，也包括医疗费用报销），但占卫生费用总支出的比例仅有3%左右。

这一比例明显偏低，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商业健康险在医疗费用支出问题上没有话语权——社会医保贡献了97%，而商业健康险仅贡献了3%，一旦占比从目前的3%上升至15%，相信情况会大为不同。

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在不断上升。相对于2010年，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已经有了显著的上升，其中癌症的恶化趋势，比重疾的恶化趋势还要显著，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重疾发生率和癌症发生率，在7年间，上升了45%左右。男性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恶化。

重疾险面临重重挑战，一是恶化比较严重，二是行业价格战频繁，三是核保核赔越来越宽松，四是低利率的市场环境对于利差影响甚大——一些重疾险投资收益假设激进，一旦利率继续下行，产品的内含价值就将受到严重影响。

医疗险也面临重重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居民住院率不断上升。按照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2010-2018年，我国国民住院率保持年均7%的增长率，2018年，国民住院率18.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位于全球高位。国内的住院率从2009年的10%上升到2018年的18.2%，速度相当之快，这不是因为生病概率上升导致的，而是因为医疗资源可触及性更强导致的。但在实践中很难将这一变化反映到健康险的定价中。

而且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医疗险续期保单的住院发生率会更高。从百万医疗险三年时间的发生率以及给付率来看，都在不断上升，这或许是受到年龄、持续理赔以及通胀等因素的影响。百万医疗险刚出现的时候，各种指标表现尚可，但发生率、给付率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当利润吃尽，险企未来该如何应对？

有人希望通过调费解决问题，但其实调费非常困难。百万医疗险调费涉及诸多个人客户，不能随便调整。而且很多公司进入百万医疗险领域时基础薄弱，系统、人员都没有做好准备，调费会面临非常大压力。这也是部分公司投诉率高的原因所在。

所以，建议公司在产品上线之前，首先就要制定调费的整体思路，这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市场压力、竞争压力、运营的挑战、监管态度等。有公司为了调费，提前18个月就成立了工作组，每个月监督进度。

可以看到市场中，有些公司奉行长期主义，百万医疗险往往搭配重疾险、年金险，以保证未来调费和运营处理时，不会影响年金或重疾的销售情况，但也有公司则认为既然是一年期产品，随时可以停售。但其实这种短期思维是不成立的，会面临很大的监管压力以及社会舆论压力。

面对种种潜在风险，我们一定要问：

长期重疾产品，内含价值是否有可能会被write off？

医疗险，一旦停售，是否可能会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医疗险，调费偏晚，是否会大幅度亏损？

医疗险，财险公司进来了，是否会再出去？

对于公司而言，经营商业健康险的长久之计在于：

专业，赢得长久

医疗险，重运营，重积累

如何将短期客户转化为长期客户，才是医疗险经营核心问题

科技+服务，如何风控，如何提供优质服务，建立生态，黏住客户

好产品一定是在提供经济保障之外，还要能做深度的国内外医疗资源整合，再加上先进的科技手段，真正能够服务好客户，解决客户痛点的产品才是好产品。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