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辽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高翠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消息迅速引发行业高度关注，紧接着，“高翠及其丈夫何万军同日被带走”的传闻又给这则新闻再添一把火。在金融业反腐高压之下，“XXX落马”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但夫妻双双落马，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对于一些业内人士而言，这两人的故事早已流传甚广，辽宁省（不含大连市）仅有的两家保险法人机构（融盛财险、华汇人寿），夫妻二人每人把持一家，双双赚取高薪。其中华汇人寿业务基本停滞，高管们几乎不用工作就可以获得丰厚回报。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俩人的“落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太招摇了”“太招人恨了”。
 
而着眼于整个辽宁金融业的反腐风暴，爆出这样的新闻似乎也并不意外。2022年5月，银保监会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在金融风险重灾区的辽宁，已有63名中小银行‘一把手’被采取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在这过程中，也难免牵连出一些监管干部，被处分甚至被判刑。
 
进入2025年，辽宁金融业反腐似乎又掀起一轮小高潮，原大连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原飞，原辽宁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林等相继“落马”。与高翠经历类似的——监管出身，转而筹备险企、任职险企一把手——原百年人寿（总部在大连）董事长何勇生，也是在2025年被带走。

金融反腐再现“夫妻档”，原辽宁保监局局长高翠、华汇人寿临时负责人一同被带走调查

 
4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纪检监察组、辽宁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原辽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高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相关部门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高翠出生于1968年，现年58岁，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早年间，高翠曾担任辽宁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中国辽宁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副总经理。2001年8月，高翠进入原辽宁保监局，先后担任财产险监管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局长助理、纪委书记、副局长等职位；2011年4月，时年43岁的高翠仅用10年时间，便升任为原辽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关于高翠具体于何时离开监管系统，并没有权威说法。“慧保天下”从业内了解到，其早在2017年就参与了融盛财险的筹备工作，后担任融盛财险党委书记。
 
另外，“慧保天下”从业内了解到，与高翠一同被带走调查的，还有其丈夫何万军。公开资料显示，何万军于1967年出生，现年59岁，现任华汇人寿党委书记、经管会主任、临时负责人、拟任董事。
 
翻看其过往经历，可以发现，何万军与高翠早年均出身财务条线，且在工作上有过多次交集。
 
何万军的从业经历复杂，在学界、政界、商界都有涉猎，仅保险领域，就在永诚财险、中国再保、华汇人寿、安邦资管有过履职经历。早年，何万军于东北财经大学任教，与高翠同为校友；后由学转政又转商，先后担任辽宁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财务处副科长、中国人保辽宁省分公司办公室秘书；之后又进入辽宁省属的外经贸企业集团辽宁国际合作集团，与高翠一同负责财务工作。
 
随着高翠进入保险监管系统，何万军则进入保险业，先后担任永诚财险董秘、中国再保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之后，何万军又成为华汇人寿筹备组副组长，2011年12月，华汇人寿成立，何万军出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华汇人寿因股权纠纷，被原保监会限制资金运用范围并暂停新产品报备。何万军也于2014年离开华汇人寿，转任安邦资管副总裁，同时任安邦资管不动产专业投资人。2016年3月，何万军又重返华汇人寿，2019年7月起，先后担任公司临时负责人、党委书记、经管会主任，至今已过去7年，期间何万军曾拟任华汇人寿总裁，但任职资格未获批复。
 

高翠、何万军夫妻瓜分辽宁保险业“半壁江山”

 
目前，注册地位于辽宁省内的保险机构共有4家：融盛财险、华汇人寿于沈阳注册，归属于辽宁金融监管局管辖；百年人寿、中荷人寿则于大连注册，分属大连金融监管局。在这样的情况下，何万军、高翠夫妻二人在被查之前，分别参与筹备华汇人寿、融盛财险，并担任两家公司的一把手，可以说是“瓜分”了辽宁保险业的半壁江山，在当地保险业尤其受关注。
 
从公开信息来看，监管出身的高翠十分“低调”。2018年6月，融盛财险获批开业，高翠担任党委书记，而董事长则由公司第一大股东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兼任。
 
吊诡的是，在信息梳理过程中，“慧保天下”无法在融盛财险官网中查到任何关于高翠的直接信息，无论是董监高基本情况，历年的偿付能力报告和年报，乃至新闻稿中，均未出现高翠的姓名，只有不具名的“党委书记”称呼；利用AI工具进行信息检索时，即使检索到公司官网中存在高翠以党委书记身份发言的网页，也无法正常打开。
 
融盛财险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2022年，公司薪酬在100万元以上的有2名高管和“党委书记”。这份报告还提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党委书记本年度的最高薪酬为349万”。而就在同一年内，融盛财险净亏损超8000万元，年度累计净资产收益率为-9.66%。梳理历年偿付能力报告，也可以发现，融盛财险自2018年成立以来尚未盈利，7年间已累计亏损接近3亿元。
 
不只是业绩长期亏损，此前融盛财险的高管任职也长期处于震荡状态，成立后有一半时间“将位”空缺。具体来看，第一人总裁徐广哲在任职仅一年后便因“个人原因”辞任，第二任总裁孔兵也只履职一年便同样以“个人原因”在2021年5月离开，此后总裁职位一直空缺到2025年6月，史翔获批出任总经理为止。
 
相比融盛财险，何万军掌控的华汇人寿作为问题险企，更是深陷泥潭。回顾过去，华汇人寿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自成立以来，便陷入到频繁的股东争斗，直接导致公司被递发监管函，业务停摆，董事会、监事会失能。2016年3月，华汇人寿恢复经管会运行机制；2019年7月，时任华汇人寿董事长马彪辞职，直到今天，董事会治理整改仍未完成，公司六大股东的全部股权均已被冻结。
 
具体看董监高的情况，最新的偿付能力报告显示：董事会中，9名董事剩余7名，除丁勇外，其余6名董事均为拟任；监事会中，5名监事剩余3名，均为拟任；高管中，在何万军被带走后，只剩下经管会委员戴尔光和佟相臣，佟相臣自2016年开始拟任总助。
 
业绩方面，自成立以来，华汇人寿已有12年未发布年报，仅第一年正常披露了年报；根据偿付能力报告数据，自2016年第1季度以来，华汇人寿累计亏损约3亿元，仅2025年，便净亏损0.71亿元，年度累计净资产收益率为-9.73%，风险综合评级为C类，偿付能力不达标。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华汇人寿的核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逐年走高，2025年末已双双突破2100%；与此同时，华汇人寿的保费收入却逐年走低，2023年-2025年，分别实现保险业务收入423.7万元、203.32万元、79.53万元。即使保险业务收入已大幅跌破至百万以下，华汇人寿的部分管理层依然领着百万年薪，偿付能力报告显示，2025年，华汇人寿7名董事中有1人的薪酬在100-500万元之间，2名高管薪酬则在50-100万元之间。
 

辽宁金融业反腐高潮迭起，多位监管人士先后落马

 
作为典型的金融风险重灾区，高翠何万军夫妻二人的落马，事实上，仅仅是辽宁金融业反腐风暴中的一个案例而已。
 
2022年5月中旬，银保监会曾对外披露“2021年以来，在金融风险重灾区的辽宁，已有63名中小银行‘一把手’被采取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
 
彼时，辽宁有银行100家左右，其中，城商行14家，农商行25家，村镇银行60家，民营银行1家。此外，还有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及县级农信社32家。这意味着当地超半数银行“一把手”都被采取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金融风险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不少媒体甚至称之为“塌方”。
 
这些问题银行产生的原因也与问题险企大体相同，无外乎被房地产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掏空，或者内部人内外勾结、违规利益输送等等。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恒大集团之于盛京银行。
 
而落马的人中比较知名的，包括原辽宁金融控股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波；先后两任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都本伟、王中印；葫芦岛银行原行长王学伶等。
 
数年过去，这一数字还在增加，有不完全统计称辽宁金融业落马的各类金融机构一把手或许已经超过了70人。最近一则是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刘正贵，2025年3月21日被官宣接受审查调查，今年1月已经移交司法部门。
 
在针对市场主体展开行动的同时，金融监管系统内部的反腐风暴也在紧锣密鼓进行，同样是根据2022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十九大以来，银保监会系统内部共立案630件，留置83人，已移送司法机关73人”，辽宁作为金融风险重灾区，监管系统的问题也在反腐风暴中不断暴露出来。
 
2020年12月，原辽宁银保监局二级巡视员（原银监局副局长）刘文义主动投案，2021年6月被“双开”。
 
2022年9月1日，原辽阳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卫红，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25年2月，原大连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原飞，被开除党籍，原因是“利用审批权受贿，为亲属经营谋利，违规录用”等。
 
2025年11月，原辽宁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林（任职期间2008.5—2016.9）被查，原因是“甘为不法企业‘马前卒’，充当银行机构和银行高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伞’，是与不法私营企业主、金融‘蠹虫’沆瀣一气、攫取私利的突出典型”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央巡视组曾针对31家单位展开巡视，彼时就发现“监管干部到保险公司任职及担任高管的现象比较突出”，事后，原保监会党委共清理在企业兼职（任职）干部20人。
 
其中，原辽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广增（彼时已退休）就在其中，有关方面对其进行立案审查，最终给予张广增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退休待遇由正厅局级领导职务降为副厅局级非领导职务，并责令其限期退回违规取得薪酬，退出保险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严惩“政商旋转门”受贿犯罪，监管与企业边界愈发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在辽宁省省内，地方监管局一把手参与险企筹备，出任险企一把手，最终又落马的人，高翠并不是第一人。
 
2025年6月，百年人寿原董事长何勇生、原总裁单勇被确认带走调查，一同被留置的还有公司电销、精算部门前员工及单勇亲属，调查方向直指巨额关联交易与内部利益。何勇生出身老人保，2000年起先后担任原安徽保监局、大连保监局局长，2008年参与筹建百年人寿，次年正式出任第一任董事长兼总裁一直到2012年，2020年4月才正式退休——与高翠的履历高度相似。
 
事实上，早年，在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之时，确实有很多监管干部“下海”的故事，2012年之后的保险业大扩容时期，这一现象尤为明显。
 
最知名、最成功的无疑是阳光保险集团创始人张维功，他曾任中国保监会南京特派办主任、广东保监局局长，当时是保险监管系统最年轻正局级干部，2004年辞去公职后创立阳光保险集团。
 
与张维功不同的是，大多数监管干部“下海”，往往是辞职后到保险公司担任职业经理人，例如在融盛财险，除高翠外，副总裁郭可也出身监管系统，曾任辽宁保监局、辽宁银保监局办公室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2019年获批出任融盛财险副总裁；2026年3月底才获批出任融盛财险首席合规官、总经理助理的裴雷，也是监管出身，曾任辽宁保监局、辽宁银保监局主任科员等职务。
 
早期，监管干部到险企担任高管的任职通路是顺畅的，但近年来随着金融监管全面升级，这一“政商旋转门”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2022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明确指出，“系统中利用监管权谋私问题多发，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
 
据悉，监管已经划定了明确的红线，现在的监管干部再到险企担任高管将无法获批任职资格，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监管出身的保险公司高管只能出任党委书记，或任职大股东公司间接参与旗下保险公司的管理等。
 
近年来，监管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边界正变得愈发清晰，例如早期的险企风险处置中，监管常常直接成立工作组入驻相应险企，甚至有监管干部到被处置后的险企任职的先例，但现在，随着风险处置经验的不断增加，监管对此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