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至15日，第五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低调地开完了全程，但会议透露出来的消息却字字千金：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对于保险，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要求都是一致的：回归风险保障的本源将成为保险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点。

在此次专访中，陈文辉也再次强调“保险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指出，保险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供给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数据显示，在灾害管理方面，全球保险赔付一般占灾害损失的30%，而我国目前只有10%左右；在人身保障方面，我国寿险保单持有人只占总人口的8%，人均持有保单仅有0.13张，而美国为3.5张，日本为8张。

联想之前保监会的诸多政策，对5年内返还性质的保险产品进行规范，对万能保险等中短存续期理财产品进行限制……保险行业的未来蓝图已定，养老保险、健康险、农业保险等与个人生活和实体经济等密切相关的险种未来将受到众多险企的青睐。

从海外发达地区的保险发展经验来看，保险公司发展理财型产品似乎并无不妥，事实上，无论是分红险、万能险还是投连险都是“舶来品”，在海外一些发达市场也都有着相当的体量，而国内消费者对于理财也确实有着需求。这些看起来“合情合理”的产品为何在中国发展若干年之后却成为了“妖魔鬼怪”？

因为“保险”首先是“风险保障”，理财功能只是其一个派生功能；通过保险产品提供风险保障是只有保险持牌机构才可以从事的业务，理财业务却是银行、证券、基金乃至P2P公司都可以从事的业务。可以说，风险保障业务才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立业之本。

近几年，保费规模快速扩张，但消费者眼中的“保险”显然已经与真正的保险发生了偏离，央视举办的有关评选中，两次将保险评选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理财产品”，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

可以说，在理财型产品的狂飙突进中，人们对于保险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偏移，“纠偏”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保险业都是金融业三驾马车当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即便在保险保费持续高速增长多年之后的2016年，保险业总资产也不过15万亿元，而同期银行业总资产已经达到232万亿元；虽然远高于证券公司同期5.79万亿元的总资产，但从民众对于投资股票的热情来看，二者影响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就连曾经被保险业远远甩在身后的信托业近年来也发展迅猛，并一举超过保险业，2016年底其总资产已经达到20万亿。

由于总资产低、影响力小、营销方式特殊，且从业人员平均收入远低于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于是许多保险从业者自嘲为金融业当中的“丐帮”。

粗放的经营思维之下，“做大做强”成为了保险行业的主旋律，仿佛总资产上去了，保险业就强大了，影响力就提升了。而这种思维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保险行业，从监管到保险公司，到媒体，莫不“以大为美”。

从陈文辉的专访来看，这种思维应当摒弃无疑了：一个行业的影响力，不能简单看它的资产规模，关键要看它起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评价的标准变了，发展的模式焉能不变？

强化监管防风险之外，处置风险也已经提上日程，是的，个别险企的风险已经暴露。

这些险企面临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但首当其冲的还是现金流风险：险企转型有可能造成新单规模保费下降，满期给付高峰的到来更是直接考验险企的现金流水平。可以说，处置风险本身就是一项技术活，一不小心，还容易引发新的风险，必须慎之又慎。

保险保障基金的兜底作用依然巨大，不过目前市场的形势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个别险企发展迅猛，总资产快速达到千亿以上，而保险保障基金的成长速度远不及此。截至2016年底，保险保障基金余额942.26亿元，其中，财产险基金余额609.56亿元，占64.69%；人身险基金余额332.70亿元，占35.31%。对于总资产动辄上千亿的某些保险公司，保险保障基金已经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一企一策”显示出了监管务实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7年7月，先是天安财险获批120亿元规模的资本补充债；后来，天安人寿又被爆出将收购北京农商行11亿股，持股占比9.06%，将有望成为北京农商行的第三大股东。

从2013年底富德生命人寿多次举牌金地集团以及农产品等上市公司开始，险资举牌优质蓝筹股渐渐成为一种潮流，直到“宝万大战”达到高潮。

虽然遭遇多种非议，但仍然不能否认，无论是富德生命、还是安邦、前海等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举牌的上市公司多为优质蓝筹股，主要包括地产股、银行股等，符合价值投资逻辑。如今，对于这些险企而言，“凛冬将至”，但手握众多优质资产，似乎也无需过多担心。

目前来看，部分险企已经在进行“瘦身”。根据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法人寿明确提出要靠存量投资资产赎回维持日常经营；瑞泰人寿亦将通过资产赎回或回购的方式解决资金缺口；富德生命人寿也表示，在现金流存在严重缺口等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退出非战略性持有的项目，以满足公司现金流需求，确保公司的流动性。

种种风波之后，监管痛定思痛，将问题核心直指“公司治理”，认为正是因为个别险企“一股独大”，或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掌握绝对话语权，导致了险企内部决策层面缺乏制衡力量，在走偏的路上越走越远，个别保险公司彻底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

基于这种认识，监管决定修改《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并已经先后两次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稿中，保监会将股东的持股上限从51%调低至1/3，同时将不同持股比例的股东划分为四类，大幅提升不同类别股东准入门槛。

在专访之中，陈文辉再度提及穿透监管，表明了监管的意志，要求保险公司逐级披露股权结构至最终实际控制人，也就是穿透到最后的自然人，并且最后的自然人之间不能有关联关系，禁止代持、违规关联持股等行为。

监管从根源治理保险公司短视行为的目的无疑是明确的，但实际操作难度极大，具体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理论上来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成立，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监管却“自然”地背负了很多“促进行业发展”的职责。从“统一思想、加快发展”，“又好又快，做大做强”，“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乃至“抓服务、严监管、防风险、促发展”等等不同阶段的口号，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2017年，“保险姓保、监管姓监”这一口号的提出，彻底宣告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此次采访中，陈文辉明确提出“监管不要越俎代庖去关心保费规模、增长率等”，直截了当的宣告了监管的立场。从此，保监会再也不是“保险总公司”、“保险业的父母官”。

厘清这一概念，对于重塑监管而言无疑至关重要。“保监会姓监”，是保险市场的裁判员而非运动员，保险公司争抢保费规模、争抢市场是市场行为，监管机构的作用应该是维护好规范运行的保险市场秩序，让所有保险机构守法经营，保证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这也就意味着再出现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保监会再也不会“护犊子”。

2017年注定是保险业界值得铭记的一年，关键词就是“强化监管”。从4月开始，监管接连下发多份文件，其中就包括所谓的“1+4”文件，这勾画出了保监会全年的工作重点，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加强监管、风险管控无疑又是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今，这种严监管的态势已经在人身险、财产险等领域齐齐展开，从产品，到销售，从股权，到偿付能力，全面收紧。

监管之严，通过罚单数量就已经展露无疑。数据显示，2017年截至7月26日，保监会以及41个保监局针对寿险、财险以及保险中介公司，已经累计开出逾300张罚单，罚款金额已经将近7000万，而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去年全年也不过9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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